中国邮政储蓄销售误导 引发集中退保

（《春秋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 ）将其延伸到当代的国际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儒家会支持如下的新天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地理、历史、语言、风俗等情境性因素构成国家认同之基础。

提倡仁学一词，因此甚至于可以使我们与古代偶像化孔子的传统有所区隔。须知，儒学之精华即孔孟学，而其要义在于君子学：即心术学，也即动机学。

仁学者绝不可参与此类闹剧。一方面仁学者关心于长远，另一方面仁学者关心于眼前。   许多年轻一代国学界朋友都能对跨学科对话持开放的、甚至积极参与的态度。如欲处理这个层次上的问题，黄先生和其他哲学家们还须先从所熟悉的西方哲学史框架撤离一步，以关注当代跨学科认识论问题。理论化的仁学研究必将进入当代人文科学复杂的程序而参与人类新伦理学研究事业。

尽其在我、素其位而行、学为己等孔子格言，都是告诉你什么是重要性或伟大性之意义所在的。二者之间的关联又属于第三个层次。进入专题： 轴心时代 。

文、武、周公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唐代大家韩愈在《原道》中提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关于儒家道的传授系统，亦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道统说。后者也记载了文王告诫太子发的内容，简文载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受商命于皇上帝，也与文王受命称王问题有关。周公研究包括周公是否摄政、称王等主要内容。目前清华大学公布的四辑整理报告，涉及周初历史尤其文王、武王、周公的篇章格外引人注目。

韩愈提出儒家道统中之文、武、周公对中华文明形塑的贡献和影响甚伟，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简本《金縢》明言成王犹幼在位，证明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时年龄确实不大，与多数传世文献记载相合。

《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戡黎，可是传世文献都说是文王、西伯戡黎。清华简之《金縢》、《保训》、《程寤》、《耆夜》诸篇在武王克商、武王崩年、武王戡黎、文武受命、武王纪年、武王作诗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新史料。文、武、周公作为其中重要环节，不但承上，而且启下。【作者简介】吕庙军，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文、武、周公史事研究负责人、邯郸学院副教授。

由于时地变迁、人为抄改，有的流传下来，如《唐风?蟋蟀》。在儒学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历史背景下，系统研究文、武、周公，有助于探寻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形成和特质。清华简中涉及文王史事的主要篇目有《保训》和《程寤》。简言之，就是要竭力廓清历史迷雾，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

简本《金縢》明载成王即位时年岁尚幼，系周公辅佐成王。这些诗作究竟是武王所作还是后人史事比附、托古拟作？我们认为，古人赋诗虽有托古拟作、史事比附的情况，但不排除清华简书手或史官实录的可能。

《耆夜》记载在饮至典礼上武王、周公都作了诗，尤其在周公作的三首诗中，有一篇称为《蟋蟀》。前者是文王告诫太子发的遗训，简文载文王纪年惟王五十年、用受大命，而《尚书?无逸》曰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与文王是否受命称王的问题关系密切。

此外，清华简《金縢》之《雕鸮》、《周公之琴舞》中周公的多士儆毖诗，也有必要认真辨析。简本《皇门》为西周早期周公训诰，对认识周公的政治身份及其思想意义较大。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属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出现及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这些篇章有的可与今本比读，有的属于千年佚失而今又复见，有的则于传世文献中前所未见。陈来指出：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养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是论甚谛。清华简《系年》记载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成王践伐商邑、成王伐商盖等都说明了成王在周初发挥了重要政治作用，周公是作为成王的辅佐而起作用的。

清华简之《金縢》、《皇门》、《程寤》的发现，说明今本《金縢》不是伪作，《逸周书》若干篇目价值应更高产生文明的地区……从欧洲经过北非和小亚细亚伸展到印度和中国。

同时，再以孔子时代的中国学术作为印度佛教、波斯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的表衬。而为震旦文明之代表者，盖靡不诞育于是。

史部本在六艺之内，自晋代出于篇幅原因由经部分出。(12) 第二，在疑古派的发展阶段上，胡适与顾颉刚始合而离，二人对中国古史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33) 笔者要指出的是，以时势说为出发点的种种阐释，其实均由于对《汉志》文本的误读。战国之际，已有学者指出六经，先王之陈迹(36)。(61)对此，梁启超的论述更加具体，不仅称中国天地中和，进而认为亚细亚为世界各古文化的发源地。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

姚永朴谓经……盖子、史之源也，集……则子、史之委也。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

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抑亦世运之有以促之也？(23)追溯根源，世运之说可以追寻到被誉为中国近世思想第一人的严复。

而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11)刘汝霖说道：中国的文化，进到春秋战国时代，大放光明。

闻一多是最擅长描绘、文笔最优美的现代学者之一，单从文笔和表意一面看，这段文字较之雅斯贝斯有过之而无不及。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书，则我中国今传者尚十余种，欧洲乃无一也。(37)梁启超是近代学人中对本国历史极为敏感的先驱，他对中国文明的溯源早至三代之前的上古传疑时代：大巢氏（亦称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神农氏、共工氏。在诸子起源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上古史官史职制度的理解。

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此下一直追溯到雅斯贝斯所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的轴心期，类如邹衍有五德更始，《庄子》篇题有天运，《礼记》章题有礼运等，均与世运一语相应和。

(40) 与20世纪疑古派颇多往还的钱穆，曾经对夏史有相当的肯定，有时并将古史上溯到黄帝时期。百年纷争被雅斯贝斯使用一个世界文明比较的方法妙手解除。

1923年，顾实在一次演讲中提及严复，说道： 严又陵译《天演论》，他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及印度、欧洲，皆学者辈出，张立门户，倡导学说，正不知何以运会如此？他的大意如此，便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经史子集，各有等差，不可同日而语。